赵嘉铭：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筹建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的探讨

     摘  要：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博物馆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更是不容忽视。通过挖掘“红色中国1949--1976年”时期的历史，运用数字博物馆的形式，引发青少年对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价值的认识。扼要介绍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内容与方法，向青少年展示这30年的成绩与教训。同时从现代史研究、爱国主义教育、主动探索精神品格、拓展青少年视野以及培养创新精神等几个方面出发，探索出符合青少年青春、活力、时尚、生动等个体特点的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图像化、视觉化、网络化、节能环保化等新时代爱国教育的新途径。

    关键词：红色中国 数字博物馆 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

 博物馆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艺术宝库，是一种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文化的重要渠道，对于弘扬民族精神，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素质，博物馆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博物馆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调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2900多座各类博物馆已基本构筑起了中国比较完整的博物馆体系。^[1]然而对于数字博物馆博物馆的建设，则显得严重不足。但是，数字博物馆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方便快捷地获取博物馆藏品信息的优势，要求我们在大力建设实体博物馆的同时，必须非常重视数字博物馆的建设。

 通过博物馆的形式来展示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众多的地志博物馆、纪念博物馆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利用数字博物馆的形式，展示 “1949——1976”这30年的成绩与教训，无论在博物院的建设还是研究方面，均有所欠缺。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金先生在其《随想录》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2]虽然一直以来巴金先生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今天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不仅由于动荡的“十年”导致大量珍贵资料丢失和历史遗迹遭到破坏，而且真正动土重建、修复残损的历史费时费力。由此看来，选择建立虚拟的“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折中办法。既可以弥补实体博物馆的不足，也可以间接完成巴金先生夙愿。

一、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简介

 “1936年11月14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的毛泽东访问记是斯诺从苏区返回后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开头部分，首先介绍了自己此行的概况，而就在这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大写的“红色”扑面而来：“红军”“红区”“红色游击队”“红色历史”“红色道路”“红色指挥员”以及由此汇成的“红色中国”。”^[3]“红色中国”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就是中华大地一片红的海洋。而文章中所说的“红色中国”理论上是指1949-1976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

 为充分解释“红色中国”概念，以“1949-1976年期间的标语”为例。红色标语贴在所有的建筑物和街道上在所有显眼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标语具有一种强制性覆盖效应，凝聚着群体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威压胁迫，不由得行人不看，形成反复刺激、渗透，乃至进入受众的潜意识，从而达到标语作为强化意识形态的目的。^[4]而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在各根据地就在房墙上写下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在“1949--1976”三十年期间发挥深入浅出的作用，不少至今犹存，成了红色文物。即便如此，标语在“1949-1976”年期间疯狂书写已经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无法撼动，而小小的标语背后是怎样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值得深入探究。针对“红色中国”不单单是从‘标语’探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一时期与标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大字报”，还有比如：暴力宣传画、诗歌、样板戏等诸多层面去探索发现其中可挖掘出的对青少年具有新时期爱国教育的内容。总之，“红色中国”是针对“1949-1976”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项具体的层面的某一相关物质去探究其中的精神实质。

 “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是“红色中国”在1949-1976这一历史时期各个层面的具体历史内容和相关信息资料数字化的多媒体应用。比如：针对“1949-1976年的宣传画”，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出现在物质载体上的宣传画大多数在“1949-1976”时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破坏，但是留下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却很好的保留了下来，综合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补充建设“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而我们希冀从经济、文化、艺术、生活诸方面收集大量时代特色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料去建设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数字博物馆。并期望能够利用生动、活泼、形象、时尚、现代的方式，恢复历史真相，传承优秀传统，凝练红色精神，最终更好地从事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49-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时期。政治上，尤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严重破坏，人格遭到蹂躏和践踏。“白色恐怖”的教训令人深入挖掘和思考。经济上，这一时期的经济一度被称作“票证经济”。文化上，红卫兵文学和地下文学独具特色，公式化概念化的八个样板戏长期占据文艺舞台。科学技术上，中国遗憾的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而使中国科技发展极度缓慢。社会生活上，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其中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腰束武装带的装束风靡全国，服装的改变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在这样一个色彩多姿的时期里，我们可以了解多变的历史和莫测的风云，但这一时期资料严重匮乏、遭到破坏从而使文化缺失，我们有义务去填补学术空白，研究其中历史背景下的数字化信息带来的极大教育价值，呼应广大青少年看到祖国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要正视历史上祖国所犯下的错误，从而更好地摆正自己真正的爱国情感。所以“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选取的时间年限为“1949-1976”年。

二、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筹建对青少年的价值

    博物馆在我国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作为文明的窗口、传播科学知识的殿堂，她一直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学生科普教育的天堂。博物馆自进入20世纪以来,即被赋予了教育职能。而数字博物馆信息系统平台的数字化展示是数字博物馆与公众交流互动的窗口和渠道，是数字博物馆发展其文化传播和教育服务功能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呈现。今天，为了更加清晰地去展示“1949-1976”年那段并未公布绝密资料却意义重大的历史，更大范围地使数字博物馆走进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更进一步地为青少年成长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教育。我们将搜集大量资料建立红色中国数字化博物馆，从而实现在新时期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的探讨。

    （一）有利于开展爱国教育

 “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作为1949--1976年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以其厚重的传统文化、独特的历史印记，影响了青少年基本的价值观。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青少年德育，培养独立、理性、有创造力、爱国并具国际意识的一代新人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努力方向。^[5]在中小学校长培训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陆士桢教授细致的分析了新时期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他指出：青少年德育教育脱离实际，脱离主体，这些问题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1、德育目标内容脱离青少年实际，目标高深，与现实生活脱离；内容抽象，影响青少年理解；标准单一，不适应当今社会与青少年发展的多样化；与人格塑造分离，造成众多心理问题出现；2、德育过程形式脱离青少年主体性，传统德育以青少年为被塑造的客体，忽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日常德育方向、内容、目标没有从青少年出发；大多数情况下，忽视德育过程中的群体互动；教育活动中青少年的低参与，甚至不参与；3、德育结果上道德认识与行为严重脱离，价值虚化，存在两种话语体系的问题日趋严重；青少年行为社会化不可拒当；使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道德能力都面临着多重挑战。^[6]所以说，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容忽视。

（二）有利于培养青少年主动探索的精神品格

 “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00年6月，“数字故宫”的构想正式提出，次年备受海内外瞩目的“数字故宫”网站开通，据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的徐虎副主任介绍，网站自正式开通以来，点击人次已近千万，其中英文和日文导览版的点击率均超过10万次，而且，60万次的日最高访问量远远高出信息中心每天接待20万次的最初设计。^[7]由此可见“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在信息化层面也将会超越传统博物馆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髓，激发青少年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媒介，能够使青少年了解祖国的历史和辉煌成绩，并且以此作为激励，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从而为中华崛起而奋勇向前。

 （三）有利于拓展青少年的视野

 作为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结晶，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助推器，能够帮助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家国观念还未真正形成的青少年学生树立一种求索的精神品格，帮助他们建立一种主动探求知识，渴求历史文化真相的精神取向。如果青少年怀揣一颗探索的心，必然能够透过文物的沧桑看到历史的厚重，看到红色中国背景下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超越传统将尘封的老照片展示出来，并且向青少年观众进行仔细、认真的介绍，必然能够吸引很多青少年观众前来观览，利用多媒体、故事片段等形式更能激发他们的观看热情，对于其人生规划和精神归属都有很大的作用。

 （四）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

 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可以弥补青少年所缺乏的大量的历史知识。据了解，大部分学生不了解什么是“破四旧”？不能准确定义“知青”？在恢复高考之前无数知识分子是如何度过黑暗十年？这样的问题很多青少年不甚了解。因为现在的青少年主要接受的是应试教育体制，上述问题不属于考试范围就被青少年所忽略。其实，青少年对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观览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开拓视野、拥抱文化生活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青少年捕捉准确、真实的客观实物，实现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为每一个在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网页浏览的青少年观众都能够学到一些文化知识，更好的为今后的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青少年是祖国的栋梁，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激发他们创新意识，已经成为当前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然而，我们所谓的创新，是与深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只有吸取前人优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改造、变化，才能使得人类的脚步向前延伸。在对青少年创新精神培养方面，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设计的内容中，包含了从艺术到生活，从文学到人物，涉及到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人类及各民族的艺术瑰宝，是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凝结。青少年在这种文化体认下，必然能够催生出一种探索、创新的自我意识，这对其创新精神培养意义重大。^[8]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是集科技和创新于一体，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

由此观之，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筹建采用多媒体、信息化的方式，比较符合新时期青少年的青春、活力、时尚的个体特点。对青少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开展爱国教育；培养主动探索的精神品；拓展视野；培养创新精神。总之，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爱国教育前卫、生动与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被动灌输，宣传说教相比，建立数字博物馆更容易被青少年所接受，最大程度展示教育价值。

三、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内容与方法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写道：“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以最浓重的笔墨，记载着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的暴行和文革浩劫，凡这两大灾难的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它，却又无法忘记它。”^[9]相比于教科书的遮掩，大量的文学作品“虚构”着历史的真实。而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主要内容便是以动荡的十年为写作背景，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初步分为36个小专题揭开历史的真相。36个专题分别从个人主义崇拜风、破四旧、批斗会，毛泽东语录、标语、暴力宣传画、大字报、漫画、学生课本、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等等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包含经济、思想、教育、人物、生活、艺术、文学、法律和其他九大层面的资料，从各个方面搜集大量图片作为附件，制作红色中国网页，最后建设成为数字化博物馆。

比如：“文革时期的女性发型”，这样的研究在学术上尚存空白，但是我们仍不遗余力的在有限资料背景下挖掘可利用的珍贵素材。文革时期中国的泛政治化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身就属于弱势的女性更是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文革时期，女性基本只有两种发型：一种是梳齐耳短发，一种是梳两个麻花辫子。短发则成为了革命者的标志。^[10]通过“文革时期的女性发型”专题论文，了解当时女性的地位、社会的现状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另外，针对此项专题附加有116张图片，将文革时期的发型类型如“朝天椒”、“解放头”、“刘胡兰头”、“刷子头”、“柯湘头”、“大波浪”等多种带有革命色彩的发型。通过图片可观性向青少年直接展示当时社会“中性化审美标准”，宣传照表现出的女性的男性化、革命化、政治化的夸张性也必将给青少年留下深刻印象。36篇专题性论文基本都是按照确立某一主题进行深入剖析论述，附加富有时代气息的图片。二者结合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引人深思，而且在人感官上也会有所冲击。最后，将搜集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资料系统整合，建立“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将会更全面、更丰富地展示时代赋予它的色彩。

四、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上的新突破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但是,从中国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现状来看，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那就是,高校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实效性在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公共课成为大学生逃课最严重的课程就是一个力证。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以期提高其实效性。^[11]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青少年教育的永恒主题，必须深入持久，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才能使广大青少年凝聚爱国之心，立下爱国之志，增长建设本领，终生献给祖国。因此，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做到方法要科学化、渠道要网络化。

 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形成，可塑性大，其个性往往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个性发展的教育，也就是重视在青春期对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引导，确认生命的整体性和个性发展的能动性；把青少年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而不是认知体；把学生潜在的可能性，通过青春期教育转变为现实可能性。^[12]通过建立“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更好的符合青少年新时期的口味，采取图像化、信息化、多媒体化宣传爱国教育，更易于他们接受。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建立将会节省大量公共空间，方便快捷检索有用信息，符合现在青少年行为习惯和生活节奏。

    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有利于青少年重新树立新型爱国观。在信息时代，伴随计算机科学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数字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存、管理、传播、利用的一种新模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数字博物馆建设，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而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不仅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走在传统博物馆的前列，更重要的是在传播历史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更多的观众以及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共享文博知识等方面也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路径。

    巴金先生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冯骥才先生认为“文革浩劫”是二十世纪浩劫之一， 文革时期档案资料存在大量空白，建立一个以此为题材的博物馆迫在眉睫。任何一段历史的缺失都会影响五千文明的连贯性，任何一段历史的不公开都会影响文明古国的完整性。正视历史，学会反思，让新一代在教训中获得新知，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爱国教育。红色中国数字博物馆信息系统平台展示“红色中国”历史知识，将会成为与公众交流互动的窗口和渠道，将会成为文化传播和教育服务功能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呈现。它以包含历史人文和科学知识的数字化藏品资源信息为内容构成，可以浏览式全息展示，又可以通过对信息资源的筛选、组织和融合并经由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计算机技术的综合处理，呈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数字化藏品资源信息群的集成展示，用来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运用科技的手段强调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向更多的未知人群传播知识，也传递爱国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