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琪

2016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

要真正了解一代大师，仅仅从个人经历方面是不够的。我认为从大师的话语文字中更能清楚的了解到一种大背景下思想的产生。历史学界的大师在我看来，最有价值。历史学大师所散发的思想拥有一种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的当下性，又同时具备不可磨灭，顽固的历史性，所以我认为历史学科书籍的价值思想性极高。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让我离大师的世界更近了一步。此书是一九五二年钱穆先生受承何敬的邀请于战略顾问委员会所做关于中国历史政治的五次演讲的讲义汇编而成，介绍了中国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五个时期的政治得失。从中不仅能够感受出钱穆先生对于历史五朝之看法，还能窥探出其政治思想和立场，更能反映时局之状况。

一

今人总是以“封建专制”一词概括上下几千年中国政治，说其黑暗，说其愚昧。实则不然，一朝代有一朝代之特色，不能仅仅用两个词来否定一切。钱穆先生提到总结历史需两个意见，一则“历史意见”，一则“时代意见”。我们现处于这个说民主不似民主，说平等不能真平等，说自由更是束缚多多的现代社会，仅仅立足于现代这个“时代意见”去评论历史，用黑暗愚昧的词汇去概括，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更主要的用那时之人之意见，那时之社会影响去评价当时中国政治。当然时代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全说其错误。若说今天时隔千年，社会应该全面发展，其进步应该远超千年的朝代，而现实是在某些方面的确倒退的不像样。今人总是不客观，用所谓的科学性的绝对真理来为其定性。若不学习历史科目，那么这个性质一经定下，价值观影响是大部分的。若非是真正学习历史，对每个时期政治的具体做法有所了解，那么错误的思想就会成为其主流。大众是不能够客观面对的。

读钱穆先生的书后，还有一感受是好制度没有好的继承延续，坏制度，总用另一制度来防止，制度制制度，制度上再添制度，越来越繁密复杂。坏制度的坏影响越来越宽，达到千年不可思议之地步，直至现在。彼时时代之错误，今世继承，彼时时代之正确，今世也不正确，彼时时代能优秀至今的方法，今世得不到传承，某些方面更是走了倒退之路。但是时代变化是慢慢来的，总有智识之人能了解。我相信今天以及未来是能大大利用彼时之优秀制度经验的，这是肯定的。但总会为现有不足而感到不满，这也很是正常。

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另外两个有意思的词儿：“制度”与“人事”。先生解释说“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显而易见，单看制度条文，而不看实施者怎么样，实施者怎样做，实施情况如何，谁是实施者，谁又是反对者以及阻力的这些人事之影响，是不能了解政治之得失的。钱先生曾举例说，自明朱元璋废掉“宰相”职位后，宰相日常事权日渐被皇帝替代。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个人有才，且精力旺盛，能够发挥政治才能进行独裁专权，但创制的专权制度却荼毒后世。因为废除宰相后，不能保证历代皇帝都有明太祖、明成祖之才华精力来治理国家。正因不能保证，才会有太监干政，将实际相权给了太监。故反观历朝历代，最有才能，最愿意揽事儿的皇帝一死，国家就走下滑路。这也是因为好制度没留下，光凭人事所导致。张居正专权也是“制度”“人事”之间交锋的一体现。张居正是明神宗万历的老师，他也是内阁大臣。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同司礼太监勾结，来施展其政治才华。当时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奏章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要知道内阁只是一个相当于今天秘书处的地方，而六科则相当于国务院，哪有文件必须叫秘书过目的道理呢？当时制度是内阁预闻之职权，只有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能预闻，也就是说皇帝让秘书看，秘书才能看，而不是看文件是秘书的权力，这明显就是越权。虽然张居正有一颗正义的治国之心，但是如今总结起来也成了权臣弄权，不具备合法性。这是张居正在人事方面的发挥才能，也是制度上的不合规定。钱穆先生说“张居正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权臣，非合法的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而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性而言。

再说对于钱穆先生所讲制度之几点感受。首先想说的是关于汉朝制度的认识，汉朝制度首推地方行政最为优良，汉代的地方行政，分为两级“郡”与“县”，在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为什么说它好呢？第一，行政区域划分数量合适，先生说今天的地方行政划分实在过多。第二，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最高长官和中央高级官员的地位，政治级别是差不多的，地方和中央的特殊差异是不大的。郡太守调到中央是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可以做郡太守，平级调任，地方到中央不是升级，中央到地方也不是降级。这样官员能发挥对其治理范围的积极性，地方也能得到发展，而不似后来，地方与中央差异越来越多。并且汉朝还有选拔人才制度来进行辅助，汉代太学毕业考试甲等毕业者为“郎”、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如果表现优异还能被察举出，继续在中央或地方发挥才能。这样人才流动就是双向的，中央和地方都有人才。再说后来门第制度为什么有其好处呢？门第大部分都是地方贵族，地方贵族培养地方人才，那么人才就会是各地都有的，好的官员也是各地都有的，地方能够发展。那么例如今天的北上广，特殊大城市，人才聚集之处，中央与地方差异太大，人才单向流动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城市，而地方却因为人才流失，行政能力低下，官员有高低之分而发展迟缓。为什么东汉末年，能够各地割据，我想有一个原因是汉朝历代体制使各地发展都很强大，不至于兵荒马乱年代只有中央可以御敌。对比看宋朝，宋朝便是只有中央禁军可御敌，经历了五代教训后，地方财政权大收，科举制度兴盛，人事、军事、财政之能全收归中央了，地方发展不够，当外敌入侵之时，勤王力量不够，导致土崩瓦解。如此优秀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发展中，也死了。被因中央集权而导致的一层一层监察制度所影响，使得地方行政分级越来越多，官员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其地方职能，导致了臃肿的官僚制度，成为了历史之积病。

二

此书对于今天地方行政，官员分级是有所指导意义的。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顾亭林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大官多而小官少。”刚才说明白了汉朝地方制度之优秀，地方群太守一百多个，地方平级官员多，能够有权力处理事情，这印证了小官的说法，那么再说大官的问题。中央最大的官员是宰相，宰相与皇上之间的情况，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需提到中国多年之制度，真非统统是皇权专制，也全非封建，我个人认为以拿来主义用西方资本主义情况下所产生的词汇来归纳中国各方面之性质，这是不妥当的，论词源，其具体背景西方与东方是大大的不相同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的事儿，别拿那牛头来对这马嘴，搞得不伦不类。说封建，封建下怎么有专制，一个是使得地方权力发展，一个是使得中央权力更加强大，明明是两个不能同在的词儿，非得扯在一起，总结几千年中国制度，用所谓的科学真理为其定性，钱穆先是不同意用这些词来总结中国历史政治之情况的。此书开头，讲了汉朝皇室与政府的关系，“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与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府一切实际的责任。”看此话与现代西方制度，有着很相似的部分，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其实是很先进的。皇帝下面有“六尚”，“六尚”只管理皇帝的家事，而宰相下面有“十三曹”，一切实际权利都在宰相手中，但是总备不住有几个有才的皇帝想发挥才华，干宰相的活儿来励精图治，汉武帝就是这样，外朝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搞得尚书权力越来越大，也间接影响了后面霍光的干政。这说的是宰相和皇帝的关系，下面说说大官和小官的关系，我们到今天都受政治腐败的影响，为什么顾炎武先生说，大官多，则天下大乱，钱穆先生在书中特别举例清朝，通过历朝历代政治疾病的积累，有一个东西非常值得一说，就是很多本身是为了监察而设立的制度，后来全部都成为了地方行政，这就是所谓的大官越来越多。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的地方首长。总督和巡抚非常设，在清代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总督和巡抚，那么总督、巡抚成了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清朝没事儿排个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的，这么多大官在地方，那么地方小官员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就非常难办。所以官僚机构臃肿，官员积极性也丧失。这也印证了顾炎武对大官小官数量与政治情况关系的总结。今天大官也很多，这也是政治腐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为什么官僚机构会臃肿呢，这个和选举官员制度就有密切的关系了。我们知道汉朝实行察举制，后来曹魏发展成为了九品中正制，再到后来的考试制度。首先值得提一提九品中正制，今天总有人用时代意见来否定其对于教育的垄断，官员的垄断。我们来思考一下历史意见，为什么曹魏时期要这样做呢，九品中正制实则是一时的紧急措施，当时地方与中央已经失去联系，只好由中央官员充当大中正来推选本乡人士流亡在中央者，备中央之任用。这是紧急措施，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一直用是会出毛病的。但换句话来说，贵族政治究竟好不好？我想有是其好处的，相较于宋朝大量贫寒出身的官员，以及宋朝政治发展和后来的灭亡，贵族统治是有其好处的。第一，世世代代对于政治的复杂性有所学习，比较一下宋朝，宋朝大量选拔贫寒子弟，以文才选拔人才，那么办公能力不能够很好的培养，有文才无政能的人比比皆是。而汉朝是要么在中央做“郎”，要么在地方做“吏”，这都通过实习培养了从政经验，唐朝更不用说，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行政能力怎么会差到哪儿去呢。第二，宋朝大量从贫寒子弟中选拔人才，而且选拔数量过多，政治机构臃肿也很正常。贵族政治不会让官僚制度太过于臃肿，自宋以后，明清继承下来，官员越来越多，分级越来越多，七品八品一个样，升降差不多，这个“差不多”不似汉朝那样，这是消极的，人们没有在地方从政的积极性，官僚制度腐败也是自然而然。更何况后期清朝的部族政权，为防止汉族官员和地方权利，更是把行政权利按官员民族不同分开管理，使得效率越分越低。

再谈赋税制度，这个就要说说唐朝两税法之弊害了，中国几千年的赋税制度是有问题的，到今天仍然。政府提倡减税，而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我们知道唐朝是租庸调，“租”是粟米之征，“庸”是布帛之征，“调”是力役之征，两税法，则是将其合并征收了，为的是行政方便，税收不分明之弊端在哪里呢？坏就坏在日子长了，把原来化繁为简的原因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又要增加劳役，所以赋税越减越重。此弊病长久存在，改朝换代，更是继承下来，越来越严重，土地兼并严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农民很难从土地里获得很多好处。

三

以上便是我从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获得的主要认识，钱穆先生书中的一些话语，我认为对今天是有所启迪的，先生说“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我想钱穆先生那时之言暗指的是共产党在那一时期的做法，那时之政治理想不符合现实，虽说现在改革已经越来越符合国情，但是不能否认那时的确不符合现实之情况。先生还说“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唯心所欲的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的历史传统。”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历史传统的推崇，鉴于前面的汉代优秀的地方行政，今人的确应该吸取其经验，今天的地方分级制度的确有其弊病，县村情况的确混乱恶劣。我们不能一味学习西方，应该继承古代优秀成绩。此书也能够清晰的看出钱穆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不支持共产党的，先生谈及清朝制度时说：“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那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从没有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吧、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背后有部族势力帮忙。”从中能看出钱穆先生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大师，陈寅恪先生迫害致死，而钱穆先生却能够将历史学问继续传承下去。这样的学者情况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历史总是让一个偏激者打到保守者，又让偏激者重回保守。现在改革的今天不也是有点吸取资本主义的滋味吗?

最后，钱穆先生在书中对于中国政治之未来说：“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能成功的。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转身。”现存情况下，官员之多，行政效率低下，并没有因为时代发展有所改变，制度之繁密所造成的行政阻碍，以及以权谋私比比皆是。而且今天事事讲民主，的确不能够有机会发挥个人政治才华，不过是大家都通过的决案，似乎正确，但是的确是让民主法制局限了个人才华。这般也值得需要思考。

本书是初学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捷径，也是对于古代优秀政治制度思想之继承发扬。

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这些大师的著作，我想是因为，我们不能让大师们所攀爬的高度白白放在那里作为一个世界纪录，学习，是为了达到那个记录后有新的突破，我们反观今天的制度，有多少是进步的，又有多少是倒退的？文化上又有多少好的被留下呢？作为中国人，在一个知识氛围浓厚的时代里，无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支持什么所谓的绝对性真理，真理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今天在课本里总是定好性，记住背好，大家的认识达到那个样子以后不是每个人都能改变的，错误的认识一旦通过教育影响大众，其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感谢钱穆先生留下如此珍贵的资料，使我今天能触碰到钱穆先生的思想世界，打破现存浅显的世界观，使得我的历史之“圆”变得更大。